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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正民:把文学批评也变成艺术

作者:中国文艺评论 更新时间:2019-07-19 15:38

  把文学批评也变成艺术/程正民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别林斯基(1811-1848)是中国文艺界顶礼膜拜的人物,当年的理论批评言必称别林斯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新潮文论洪水般涌来,人们渐渐淡忘了别林斯基,在一些人眼里你如果还谈论别林斯基似乎就大大落伍了。近来当我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对待西方新潮文论,当我们为当代文学批评出现的种种问题感到焦虑时,不少人又想起来别林斯基。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密切联系俄国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及时总结俄国文学的创作经验,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要求,对俄国文学理论的批评,甚至是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丰富的,他关于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使命的看法,关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原则的看法,关于倡导有信仰的、真诚的、直率的、有敏锐诗意感受的文学批评的看法,关于把文学批评当做艺术来看待的看法等等,对于我们当下建设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批评,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别林斯基选集》第一、二卷

  把文学批评作为艺术对待,把批评

  也变成艺术

  卢那察尔斯基在论普希金的文学批评时,曾经指出,“真正的批评家是艺术家自己”,“他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家”,“他的批评文章,他的艺术批评讲义应该变成独特的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批评的艺术家,——正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现象。别林斯基当然是这种人物。”[1]在俄国文学批评史上,别林斯基的确是一位把文学批评作为艺术来对待的批评家,在他那里“批评也变成了艺术”。他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艺术,十分重视文学批评技巧,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风格,文学批评在他那里达到了卢那察尔斯基所期待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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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独特风格之一是熔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于一体,既有哲学批评的理论深度、历史批评的历史洞察力,又有美学批评的艺术感受力,既有宏观的整体把握,又有微观的细致分析,显现出一种视野开阔、气魄宏大、分析精到、深刻动人的艺术效果。

  以早期的《文学的幻想》(1834)为例,这是别林斯基获得广泛声誉的成名之作。在这篇论文里,他从文学史的角度纵览了从罗蒙诺索夫时期到普希金时期的文学史,指出改革阶段文学发展的特征和存在的弊病,具有一种宏大的气概。同时,他又对改革时期主要的文学家代表,诸如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冯维辛、卡拉姆辛、茹可夫斯基、普希金逐一加以评论,确立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史”和“评”之中,又深入思考了俄国文学民族性的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他指出“‘民族性’是我们时代美学的基本东西”,“民族性变成用来测量一切诗歌价值,以及一切诗歌荣誉的巩固性的最高标准试金石。”[2]他认为民族性不仅“包含在俄国生活画面的忠实描绘中”,更重要的是要表现俄国人特有的对事物的看法,表现他们“所特有的思想和感情的方式”。[3]别林斯基通过对民族性这样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的阐述,使得论文对文学史的概述和对作家的评述显出了理论深度,最终达到了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三者自然地融合。

  再如别林斯基评论普希金创作的一组13篇论文(1838-1841),不仅按历史顺序概述了俄国民族文学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评述了普希金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评述了普希金从早期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到30年代现实主义奠基之作《叶普盖尼?奥涅金》的创作历程,而且从中历史地探讨了俄国文学是如何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同时在文学史的概述和各个时期作品的评述中,又探讨了“激情”“人民性”“现实主义”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史的宏观眼光、论的理论深度、评的精彩品味,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全面展现了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全部魅力。

  《叶普盖尼?奥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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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独特风格之二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理性精神和抒情性的结合。他的批评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动人,既有深刻的哲理性,又有浓郁的抒情性,达到情理交融之境,使“批评也变成了艺术”。

  他的成名作《文学的幻想》充满理性和历史主义的精神,也充满激情,他批评当时模仿西欧的弊病,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文章的开头就以浓郁的抒情基调对当代文学的现状发出感叹:“你们还记得那个幸福的时期,当时我们的文学勃发出一些生气,有才能的人一个接一个,长诗一篇接一篇,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杂志丛刊一本接一本陆续出现;你们还记得那个美好的时期,当我们这样以目前自傲,这样寄希望于未来,并且夸耀我们的现实,更夸耀着甜蜜的希望,确信我们自己的拜伦们、席勒们、司各特们吗?呜呼!你,O,bon vieux tenps(法语,啊,过去的好日子),到哪里去了,这些可爱的梦想到哪里去了,你,诱人的希望到哪里去了!”[4]

  《文学的幻想》

  别林斯基还特别善于用形象的语言阐释深刻的理论问题,并且渗透进自己的感情。例如他用“熟悉的陌生人”阐释典型特点,用“含泪的笑”阐释果戈理的艺术创作风格。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描绘的是彼得大帝旨在打开通向欧洲门户而临海建立彼得堡这座城市的历史功绩,也描述了因城市临海引来的水灾给底层小人物带来的灾难。别林斯基在评论中谈到普希金在作品中如何处理历史的必然和人道立场的复杂关系时,谈到二者的矛盾和张力时,他是带着十分动人的感情阐明这个深刻的理论问题的。他说,“我们凭着温和的心灵承认整体是超过局部的,但我们并不会拒绝对这个局部所受的苦难表示同情……第一眼看到这个巨人骄傲而毫不动摇地耸立在普遍灾难与破坏中,仿佛象征般地体现自己创造的坚不可摧,我们内心虽然不能没有颤抖,但我们意识到,这个裹着铜甲的巨人虽然不能保护个别人的命运,可是却能保障民族和国家的安全,历史的必然性在他这一边”。[5]在这段话里,我们既领悟了对历史必然性和人道立场之间的富有弹性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论阐述,也感受到了别林斯基内心的纠结和颤抖,批评家的情感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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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独特风格之三是批评体裁的灵活多样并富有时代感。

  他曾经说过,“对于伏尔泰的规律‘一切艺术种类都是好的,除了枯燥乏味的以外’,我们的时代坚持要做如下补充:‘和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因此,完整的法则应当是:一切种类都是好的,除了枯燥乏味的和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以外”[6]。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文学进程和层出不穷的文学新现象,别林斯基运用了灵活多样的文学批评形式,更新和创造了一系列文学批评形式,有综述概评(年度文学批评)、作家专论和作家系列评论(评论普希金的11篇文章)、文学纪事、书刊消息、杂志与文学短评等。这些文章长短不一,但都有实实在在的内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如《书刊消息之一》,类似书讯,只有几百字,是介绍果戈理的新作《死魂灵》,但敏锐地指出这部小说同果戈理先前写过的小说相比,以前的小说都显得“苍白而较弱”,而这部小说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其中最具有特色、最被看重的是文学年度概评这一体裁,从1840年起,他每年写出一篇概评,一共写了八篇,写年度概评的难度很大,要阅读全年度的作品,了解全年的文坛状况,并做出评价,但别林斯基却非常认真做这项工作,每篇概评写起来洋洋洒洒,多则七万多字,少则三万多字。他在每篇概评中,对该年度的各种文学倾向、值得注意的作品、批评和杂志的状况都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及时总结经验,批评不良倾向,扶植新生力量,给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他认为这种概评“给文学带来生气——不但文学家,其实公众也对之感到莫大兴趣”。他也特别指出,“我们的时代的‘概评’必须更加认真,更牢靠: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在于狂捧自己教区的人和骂倒其他教区的人,不在于抒情地抒发一段感情,把刹那间的成就引为自豪,而在于通过对事实的认识,来阐明问题的实质。”[7]别林斯基这种富有洞察力和充满激情的文学概评以其独特的风格开创了一代新风。

责任编辑:文艺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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